文/本刊记者 扈东玲

 

摘要：王宏一直提倡作为社会精英的人一定要超脱出来，站在一定的高度上，站在喜马拉雅山上，像“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一样来思考社会问题。

 

从天津银行北京分行大厦十六层的落地窗前向外望，可以看到气势恢宏的故宫，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还有宽阔的前门广场。王宏闲来无事，或有事忧心的时候，都会站在这里向远处望一望。但把目光收回，就会看到近处规划不合理的居民楼、歪斜的马路，以及破旧不堪的城中村。远处的繁华和近处的落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既是行长，又是人大代表的王宏忧心忡忡，不敢往深了想。

王宏的忧心与他的经历不无关系，翻看他的简历，从最初辽宁人民银行的小职员，到今天天津银行北京分行的一把手，他经历了外交部、中国银行总行、香港中银集团、华夏银行、兴业银行等诸多部门，就像一只蜗牛，演绎着“一步一步向上爬”的人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王宏，赶上了中国每一次大的决策，以及社会每一次大的进步。但作为一名经济工作者，他意识到飞速的经济运转中，存在着很多繁荣无法掩饰的“黑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社会有时候像葱头一样，把皮扒开以后再分析，是很“害怕”的。正是因为对社会有着比常人更为透彻的了解，他告诫身边的家人及员工，做人要善一点、仁一点、勤奋一点，要厚德。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王宏坦言，作为社会精英，要超脱出来，像孔子一样，站在一定的高度，站在喜马拉雅山上来考虑社会问题。

 

作为经济工作者，特别是一行之长，王宏的工作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忙。在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王宏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门口一直有员工在等待他的签字和批示。据银行员工讲，有时有事找王行，要在办公室门口排3、4个小时的队才能轮上。但王宏很享受这种忙碌的工作状态，他说自己不是一个混吃混喝的人。

王宏1980年参加工作，17岁就在人民银行上班，三十多年来几乎未曾脱离过银行系统。学经济出身的他在工作中形成了“账要清，数要准”的特点，经济政策、银行数据信手拈来的他也不忘做笔头的工作，王宏说自己喜欢拿本子记账，过去基本上是10块钱就要记账，后来变成100块钱，现在是500块钱。为了自己记账的事，他还和妻子闹了一次矛盾。“在结婚7、8年的时候，我老婆和丈母娘看到了我的记账本，就开始争论，说我这个人很阴险，给老婆多少钱都记着，说我要变心。”王宏笑着说，这是一个思维的问题，学经济的就是“账要清，数要准”，“我一天的收支、一年的收支总要清楚，否则我做事都是稀里糊涂，如果我做事稀里糊涂，就当不了大官。”

做事有原则、做人够严谨的王宏对于自己人生的每一步规划都很清楚，一如他来到竞争激烈但机会多、环境好的北京是为了“当大官”；工作三年后又参加全国高考、以全省文科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读本科，是为了“多学知识、出人头地”一样。不想混吃混喝的王宏，不但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别人，不但要管别人，还要管好别人。虽然现在这一套“做事必须有账”的文化理论还没有在北京分行真正推广出去，但王宏已把它列为把北京分行做大做强的规划之一。

自从王宏2009年6月加盟天津银行北京分行出任党委书记、行长以来，北京分行的资产总额从46.16亿元增加到2010年12月末的186.5亿元，增幅高达304.03%；本外币各项存款从34.44亿元增加到179亿元，增幅高达419.75%。经营利润从2009年12月末的5063万元增长到2.2亿元，增幅高达323%。工作狂一般的王宏带领北京分行全体员工在北京分行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足够高的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让王宏自诩为社会精英，但这不是一种自夸，而是一种责任的担当。他从不掩饰自己想当大官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人的地位只有上升到一定的层次后才能有足够大的话语权，才能在一定高度上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一如他行长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

 

1998年初，刚从香港回到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工作的王宏动了当市长的念头。他参加了广西北海副市长的竞聘，并通过了人大的法律程序，但在最后关头，却由于中国银行总行不同意而告吹。

王宏当市长的想法虽然以遗憾终结，但仍然泯灭不了他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决心。与十几年前相比，眼前的王宏除了岁月沉淀下来的睿智之外，还多了一份静水深流般的内敛，但唯一不变的是对社会问题的冷锐思考。虽然现在他不能像一个市长那样大施拳脚，但他依然通过自己人大代表的话语权来指出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黑洞”。

每当站在自己十六层的办公室窗前向外望的时候，看到远处建筑规范的故宫，再看近处破旧不堪的城中村，王宏都会很生气，“土地是政府的，但政府的职能在哪？”他忍不住这样质问。

在王宏看来，银行是汇百家资金于一体，然后集中发放于某个项目。但在政府、银行、百姓三者关系中，政府的职能越来越弱化。比如他曾在人大会上提出的农贸市场问题，理论上来讲，农贸市场和居住区直线距离不能超过500米，买菜不能开车去买，应该最多骑个自行车，甚至走路；还有北京老百姓的休闲娱乐问题，在大家生活的周边，真正能让百姓娱乐的广场几乎没有，物美价廉的茶艺馆就更没有了，现在全是功利性的，一壶茶180元。退休老头、老太太无处消遣，只能自发组织到汽车尾气弥漫的立交桥下跳舞。“像这些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菜市场、休闲问题，政府没有一个详细规划来解决”，说到这些，王宏语露无奈，“其实北京的农贸市场，真正通过银行贷款支持的并不多。”

在外人眼中，一行之长应该无限荣光，手握资金，等待企业“摇尾乞怜”，但在王宏看来却不是这样，他一直在考虑，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下，天津银行北京分行该支持什么样的企业。

在房地产行业最为风光的几年中，房地产贷款曾一度成为各大银行的主要业务，但当记者问起在当下房地产市场萧条的情况下，北京分行会如何应对时，王宏表示，房地产并不一定是盖新楼，比如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都是银行应该大力支持的。

“其实对于新农村建设，我非常愿意与企业合作，只要规划合理，滚动性开发，银行花不了多少钱。”对于新农村建设存在的“口号喊得太多，落实到实际太少”的问题，王宏深有感触。他曾应朋友之邀到河北的某个农村考察，他发现里面残留的人都是老弱病残，房子完全没有规划，安全、医疗、卫生问题，及土地浪费非常严重。“我们中国是15亿人口，不是13亿人口，我们的土地是不足的。这样会造成大量的土地浪费。其实真正的新农村建设需要好好规划一下”，王宏感慨道，“只要政府好好规划，农村一个房子拆好、盖好、上楼，用不了10万块钱，我们的省、市具有审批权的领导一定要有一点责任感。”

在采访中，王宏频繁把“作为我个人来讲，作为银行行长来讲”作为一段话的开头，这样不厌其烦的重复，可能是语言习惯，也可能是一种自我强调，强调自己不能简单地抛开世俗去思考问题。“银行不是社会资源的拥有者，而是社会资源再分配者，作为银行行长，不是一笔款贷出去就行了，我是要好好想想的。”王宏的矛盾与顾虑，不仅是对银行该如何走下去的思考，也是对社会“黑洞”的无能为力。

也许此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王宏为什么要“当大官”。

王宏毕业后没有选择下海经商赚钱，而是选择了银行，他坦言：“虽然我没完全经商，但我一直在商海的边缘参与。”一直认为自己“比别人能吃苦、比别人厉害”的王宏觉得自己要是下海经商，早就赚得盆满钵满。

其实，王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一面是银行行长，也算“半个商人”，需要与各种企业“谈生意”，并带领员工提高银行业绩；另一方面，他是人大代表，是十足的“愤青”，时刻保持着对民生问题和社会“黑洞”的冷静思考。他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平衡点，希望通过自己银行行长的身份，去解决自己作为人大代表所发现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他一直想，又不敢往深想，一直呼吁，又无能为力的症结所在。

双重身份在身，让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会更多地由一个行长的思路上升到人大代表的思想。比如对当下房地产发展的看法，他看到的不是常人所讨论的房价是否会暴跌，而是由此给城市带来的政治、文化影响。

现在全国人都往北京跑，产生了巨大的泡沫效应。在他看来，房子是刚性需求，但不是北京市民的需求，是外地发展起来且有一定现金储蓄的人，或有产阶级的需求，他认为北京房价不会暴跌，但会对北京居民的生活成本造成很大的影响，居高不下的房价和外来人口的“入侵”，使北京百姓要不在五环外住，要不就到其他城市去，这就使得北京的文化遭到了冲击，“文化是连接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一个纽带，文化应该是连续性的，但现在却遭到冲击，北京本地的老百姓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外来移民，这又出现了政治问题。”王宏如此深层次地看待房子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王宏表示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但在这种种问题的前提下，他会有所选择。在他看来，中国房地产的发展有些地方太盲目，应该是有节奏的发展，对于政府来讲应该适当控制一下节奏。但同时他也认为，我国的房地产还是大有可为。现在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老百姓的宅基地建设，都是房地产企业可以大力发展的；而且以第一套房为居住地的客户还大有人在，所以银行在2012年会根据国家政策，继续支持以民居为主的房地产开发，和部分高档住宅的开发，但是银行贷款的比例会有所控制。

王宏一直提倡作为社会精英的人一定要超脱出来，站在一定的高度上，站在喜马拉雅山上，像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一样来思考社会问题。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自诩为社会精英、思想精英、文化精英的王宏来说，“兼济天下”之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