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城镇化之路

文/本刊记者 李燕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李克强总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正在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地推进，必将开启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变革，带动中国经济再次腾飞。

“因为中国的城镇化，其规模之大为人类历史所未有，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会影响世界。”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定义了“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之后，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中国梦”的重要实现途径——新城镇化。

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十八大之后，“新型城镇化”引起各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而李克强总理孕育于青年时代的城镇化蓝图，也在全国徐徐展开。

源于青年时代的思考

1974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指引下，19岁的李克强下乡到安徽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在那些物质极其匮乏的日子里，在白天辛勤劳作、夜里挑灯自学中，年轻的李克强开始思考诸如中国农民、农业、农村所存在的问题。

1991年8月，李克强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的毕业论文被厉以宁老师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为题，收入《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里，该书最后的结论是“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得益于在凤阳三年多的思考，李克强的论文对中国社会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认知总结极为客观、深刻。

在李克强看来，乡镇企业崛起恰逢其时，标志着农村直接开始工业化。乡镇企业改变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传统农业与现代产业之间架起了桥梁，介于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之间，使我国国民经济呈现出三元结构新局面。乡镇企业弱化了既成的二元结构，为我国工业化进程带来新生机，具有深远战略意义。

为解决三元结构发展中出现的产业发展失衡和市场机制缺乏问题，协调三元经济结构，推进农村工业化，李克强提到了“城市化”的概念。在李克强看来，如果没有人口不断地较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工业部门效率低下、技术落后、信息闭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应该根据农村工业部门集中分布的特点，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藉城市化使其向中小城市发展。城市化的关键不是就业结构与人口结构完全同步转换，而在于寻找两者间的合适比例，使之呈现相同趋势。另外，还应注意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

李克强1995年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该文荣获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对我国城乡结构做了进一步分析。李克强认为，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由于城市化的费用高昂和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过大，城市化的滞后发展不可避免。关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李克强写道：“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及其所促进的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有利于我国农村工业化从‘数量型’过渡到‘质量型’。”

身体力行的实践

科班出身的李克强深知“人间万事出艰辛”，一切美好梦想的实现，都需要付出不懈的艰苦努力。

1998年6月，李克强调任河南，先后担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在河南任职期间，李克强认识到大力推进城镇化、增加普通商品住宅供应是以市场手段满足城市居民住房需求的有效手段。因此，他提出了加快城镇化是河南跨域发展的必由之路、要把城镇化作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举措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头并进”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在李克强的推动下，2001年郑东新区建设正式启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郑东新区业已成为城镇化推进之路的一个重要样本。李克强曾说：“郑东新区的建设，不仅对全省城市建设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也向世人展示了河南的新发展、新形象。洛阳新区、开封新区的发展也欣欣向荣。城市新区建设的实践证明，在河南这样一个近1亿人口的农业大省，通过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前景十分广阔。”

2004年底，李克强出任辽宁省委书记。与河南缺乏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同，辽宁当时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5%，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县域城市化水平。面对这种情况，李克强对症下药，提出要坚持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思路。

在这样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李克强积极推动建设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辽西沿海经济区等区域的建设，为辽宁的城镇化树立了一个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天道酬勤，到2007年秋天李克强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辽宁省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位列全国前矛。

以人为本的新城镇化

1974年，年方19岁的李克强在凤阳贫瘠的田地里就开始思考农村的问题和农民的出路。在河南执政期间，他引领着这个农业大省突破县域经济范围的限制、形成具有一定区域性带动作用的中心城市，最终逐步打造出符合河南省情的城市体系和城镇化格局。

多年的思考和实践，让李克强意识到，城镇化要以保证粮食安全为基础、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2012年9月7日，李克强在中组部、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讲话时表示：保障粮食安全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我国的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的城镇化。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2012年11月，他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再次强调绝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来推动工业化、城镇化。他说：“我们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要保证粮食安全。”

2013年3月2日，李克强到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时，首次明确表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李克强说，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1974年，当那个少年在凤阳这个号称“帝王之乡”的土地上开始朦胧地思考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时，他不会料到自己的这个梦会是“中国梦”的雏形。当33岁的李克强写下《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这篇硕士论文的时候，他也没料到这会深远地影响中国。如今，李克强总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正在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地推进，必将开启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变革，带动中国经济再次腾飞。



附文           

推动三元结构发生转换的条件与对策

文/李克强

　　既要看到农村工业部门的生成为劳动力结构转换开辟了现实途径，也应该重视它所提供的人口结构转换的可能性。这就需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中小城市。

推进三元结构的发展

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现时仍有1亿人左右，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3，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户型的年龄结构使今后一二十年内将面临劳动力增长的新的高峰。即便从国际比较来看，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也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日本从1871 年的明治维新开始到1971年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由84.9%下降到17.4%，花了100 年的时间。俄国则用了110年的时间使农业劳动力由77%下降到1982年的20%。而中国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就业结构的转换就更加呈现落后性。由于中国农村工业化真正兴起的时间并不长，与农村工业化进程的特定条件相联系，三元结构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发展阶段，将会较长时期地存在，但相对而言，又是加快了实现结构转换的进程。因此，农村工业化并不是一个暂时性的过渡措施，在宏观政策上也不能把乡镇企业只是看作农村经济的一个方面，而应从结构转换的高度继续推进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

促进三元结构的演化

诚然，三元结构局面较为长期存在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是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可能选择，但这并不是绝对合理的，最终还是要转变为一元结构。

不可否认，结构转换的最根本问题还在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城市化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三元结构转换成为一元结构的最终标志。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城市化的费用高昂和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过大。然而，如果没有人口不断地较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工业部门效率低下、技术落后、信息闭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变。不仅如此，还会制约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影响农业收益的提高，并且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较大浪费，其结果很可能是三元结构出现新的刚性特征，给国民经济结构的最终转换带来新的难度。

因此，既要看到农村工业部门的生成为劳动力结构转换开辟了现实途径，也应该重视它所提供的人口结构转换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农村工业部门发达地区已表现得十分明显，甚至已成为现实。这就需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中小城市。与此同时，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也必然会推动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包括劳务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的发育，从而使已经进入农村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继续向现存的城市转移。当然，要促成这一状况的发生与发展，还必须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社会体制，使户口政策等随之松动。

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及其所促成的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将有利于中国农村工业化从“数量型”过渡到“质量型”。但这并不等于说，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可以迅速由数量型模式转为质量型模式。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呈现相同的趋势，从而促进三元结构的不断演变，使之走上相互融合的良性循环的轨道。从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流程来看，也应当是多层次发展的。目前乡镇企业的职工总数虽然有9千多万，但大部分还是兼营土地的兼业户。无疑，随着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和向城市化推进，这些兼业户将会逐步放弃土地，但后继的兼业户仍会不断出现。而从农业生产的特点看，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又不一致，农业剩余劳动力中必然有较大一部分是季节性剩余，不可能都离乡转移。这一流程从一个方面说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注定是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协调农村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关系

中国农村工业部门的迅猛发展，主要是基于农业发展的支撑，但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并未能获得稳定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支持。农业部门的低速发展甚至停滞和农村工业部门的高速推进形成鲜明对照，已成为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协调两者间的发展关系愈益显得刻不容缓。

在总的格局上，农业为工业发展无偿提供积累的状况仍然存在。农民受比较利益机制的驱动转向农村工业部门在方向上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农业的比较利益过低，这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因此，必须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逐步实现工农业产品的基本等价交换。考虑到提高农产品价格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和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可以不采取一次性消除“剪刀差”的方式，而是使之不断缩小。与此同时，国家还应用增加对农业投入的方式来补偿农业的利益损失，至少应当把从“剪刀差”中抽取的支付城市发展的资本转化为农业投资，从而为农业的增长增加动力，为农业依靠自身积累发展创造基本条件。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协调的方式也不能是整齐划一的。对于乡镇企业刚刚起步的地区尚不能排除依靠农业进行积累，对于乡镇企业发展已经具有相当雄厚基础的地区，也不应断绝企业利润对农业的回流。

农业依靠自身积累发展的实现还有赖于土地产权体制的改革。现有土地关系下农业经营的规模不经济问题迟早要得到解决。从为未来农业的发展创造环境条件的角度考虑，对那些大量占用耕地、严重污染环境、给农业生态造成破坏的乡镇企业，必须进行严格限制。只有农业得到长足的进展，农村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协调发展的局面才能完全形成，其结果将是对农村工业部门的扩张形成更加强有力的推动。

加强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村工业部门的带动

协调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不仅要看到它们的异质性，也要注意它们具有同质的因素。就启动方式而言，农村工业部门的生成主要是依靠农业增长的推动，改革使农村所释放的能量形成了农村工业部门高速增长的势头。由于这一进程的出现，由于产业政策调整的滞后，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在产业结构上的趋同局面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种结构趋同必然妨碍两个部门的正常发展，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必须促进两个部门的合理分工。虽然乡镇企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将继续趋于上升，但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结构转换的目标看，农村工业部门在整个工业经济领域仍将长期处于第二位。鉴于农村工业部门的近代工业性质，为了保证资源和资金的更有效利用，需要在优先考虑城市工业部门发展的前提下，对资金来源和资金的利用范围进行划分，通过这种划分来引导乡镇企业在某些工业行业的进入度。与此同时，还有必要从利用层次上进行划分，也就是按产品的生产和加工阶段进行分工。一般来说，农村工业部门应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和初级加工型的产业，城市工业部门则主要从事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城市工业部门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也可逐步从传统产业中退出来，为农村工业部门提供空间，减少两者在层次上的过度竞争。

范围上的划分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可以间接地带动农村工业部门经济效益的提高。层次上的划分最终会使农村工业部门进入符合规则的发展阶段，有利于城市工业部门增加对农村工业部门在技术等方面的辐射，从而带动农村工业部门持续地扩张，为其比较顺利地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和实现结构转换创造条件。这样，农村工业部门对工业行业的进入就可以由自然的“释放式”逐步转变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工业部门对其的“带动式”发展，从而推动农村工业部门的现代化，加速实现异质向同质的转变。

要使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村工业部门的带动呈现良性循环的势头，还要使两个部门在运营机制上逐步呈现相互协调的局面。这只能依赖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总之，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动及其所导致的三元结构的生成与发展，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性阶段，是经济结构转换中的必然选择。只要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向，不断解决结构转换中的各种矛盾，那么，传统落后经济向现代经济的成功转变，就会最终在我国实现。

注：本文节选自李克强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