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出生，湖南浏阳人，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史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胡德平出生于烽火连天的延安，他虽然出身在高干家庭，却也是历经沧桑。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要向各战略区派遣大批干部，号召中央机关的干部们自愿报名，胡耀邦马上向叶剑英表明了自己的愿望：想到前线去。

胡耀邦的请求被批准了，妻子李昭对他说，我下了决心，要和你一起上前线。胡耀邦也有这个想法，但难题也冒出来了。原来李昭又怀孕了，已经临产。不能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去前线，于是胡耀邦作出一个决定，把即将出身的孩子交给延安当地的老百姓代养。刚生下来的孩子送人了，身边惟一的孩子胡德平怎么办？胡耀邦和夫人李昭商量，把胡德平交给警卫员林汉成照料。他们的想法是，只要孩子活下来，有一个单位管着就行了。

虽然为了革命，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毕竟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临走前李昭再三嘱咐林汉成耀照顾好胡德平。10月里，陕北天气转凉，胡耀邦就要率队出发了，他突然对已经生活了十年的陕北和延安分外留恋起来，更挂念的是自己的一对儿女。临走的时候，一位战友带着照相机赶来，给李昭和儿子胡德平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被保留至今。拍完照后，胡耀邦把胡德平留给了忠心耿耿的警卫员林汉成，踏上了东进的征程。而这一别竟使胡德平这个刚满三岁的孩子与父母分开了近五年之久。

建国后胡耀邦被安排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与父母分别了多年之久的胡德平终于能与亲人重新团聚。在父母身边的胡德平能够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1963年胡德平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1967年，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受到排挤和迫害，而胡德平也成了黑帮子女。他在北大成了受专政的对象，聂元梓等造反派把持的北大革命委员会勒令他接受审查，要他反对自己所敬仰和信赖的父母，使他遭受了肉体和心灵的极大创伤。1968年至1970年，四六二七部队农场劳动锻炼、1971年至1972年分配到北京工厂“接受再教育”，就在这样的改造生活中他度过了人生本应该最美好的二十几岁的时光。

1972年至197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保管员、国家文物局党委委员

1975年至198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馆负责人

1984年至1986年，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湖北巡视组巡视员、华北联络组副组长、西北联络组组长

1986年至1993年，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五局局长

1993年至1998年，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1996年至今，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1998年2003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2003年至2006年12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

2003年至2008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4年4月8日，胡德平访问日本，在东京先后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与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会面。其中，菅义伟表示，希望修复因钓鱼岛问题而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传达了积极修复日中关系的愿望。胡德平也表示，中日两国关系是无法割断的关系，应该加深相互交流，促进对话。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菅义伟陈述了日本政府的意见，胡德平还表示将向国内转达谈话内容。

 

胡德平是一个十分好学的人。虽然文革剥夺了他学习的机会，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马上捡起了历史学专业，考取了北大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庐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学术文化界发展。

胡德平毕业初期，并没有马上涉足政坛，而是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搞研究工作。他为了能在历史博物馆设立考古部而多方奔走，终于感动了上级主管部门。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为胡德平的工作精神所感动，深深感觉到胡德平与胡耀邦一样，是位办好事的人。考古部成立后，胡德平出任部长，不久，胡德平又担任了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

胡德平还致力于“红学”研究。

1979年夏季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胡德平与几位北大的同学远道上香山，遇到郑新潮，经介绍并拜访抗风轩老屋子的主人舒成勋先生。舒先生向他们讲述了题壁诗文发现的经过和曹雪芹在香山的种种轶事传说，以及香山地区的风土人情、八旗掌故、舒家的历史。舒先生的话，使胡德平耳目为之一亮，从此开始了有关曹雪芹在西山生活的研究。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胡德平有时头戴草帽，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深入山村向旗下老人采风，有时步踏香山古道，看破庙残碑，有时还在樱桃沟中的石桧书巢小住数日，深山著文，得一时隐者之乐，有时居城不出，到雍和宫之侧的柏林寺查阅古典文献，并走访周汝昌、王昆仑、冯牧等文彦硕儒。德平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这里。

在解决一系列认识问题的过程中，他与其他热心于红学事业的人们奔走呼号，积极地倡导筹备红学研究会，终于红学研究会于1983年12月18日在香山脚下成立，而胡德平理所应当地被推举为会长。从此，北京有了一个纪念曹公的地方，一个团结聚集曹学队伍的地方，一个开展红学研究、保护相关文物的地方。而对于这一切，胡德平又谦虚地笑着说：“我所做的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历史做嫁衣裳，为了文化做点儿事而已。”

胡德平对学术之争，总是平和处之，温厚待之，决没有强令性的要人们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始终用史料、观点以理服人，以物服人，以证服人。在“《瓶湖懋斋记盛》新证——曹雪芹鉴定过的两幅古画的发现”新闻发布会上，有学者强硬地向其他人提出质疑，且于言语之间有泪盈眶时，胡德平依然平和地微微含笑，两手抱拳于颌下，侧目凝神，听完了措词强硬的观点陈述，然后一一给大家作了解释。胡德平说，在学术上，要提倡百家争鸣，要鼓励所有人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以便于奇文共欣赏，异议相与析，这样有利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里表现的是胡德平宽容的学者风范，与人为善的学术作风。

 

胡德平自参加工作以来，因和父母住在一起，从未向所在单位申请过住房。1998年在全国工商联任职时，全国政协曾按标准分配过他一套住房，其前妻住那里。胡德平仍住在母亲家里。

胡耀邦共有4个子女，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小女李恒。

 

胡德平是从事统战、民营企业和光彩事业工作的。其中，统战、光彩事业的核心是义善之举，美德之举，属“义”范畴，而其中的民营企业则是市场之举，利益之举，属“利”范畴。而胡德平业余从事的《红楼梦》及《废艺斋集稿》的研究，是一种学术上的工作。胡德平却将统战工作、民营企业、光彩事业、《红楼梦》和《废艺斋集稿》的研究这些看起来自相矛盾、相互冲突的“义”“利”之争巧妙地聚合起来，合理地统一于自己的言与行、正业与副业之中。

胡德平说，曹雪芹的《废艺斋集稿》中第八册《南鹞北鸢考工志》是专门为那些求助的朋友、穷苦人、盲人、残废人“谋之以技艺”的自养之道。曹对弱势群体的女性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男尊女卑的宗法制度和贫富对立的社会现实给予了明确的是非辨别，这些都是曹的人生态度。而曹的态度，不能不影响这位研究红学的专家，也成为他工作为人的一种精神。

胡德平在全国工商联工作时，曾于1995年10月接待日本京都陶瓷株式会社稻盛和夫先生，在欢迎宴会上致词时他说，中国的墨子曾说过“兼相爱，交相利”的话，这句话既是同义语，又可以互为引申，互相补充，二者共生共荣，共同发展。胡德平的义利观，既是中国墨子思想的继承，更是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特色。

1989年4月15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京病逝，按其临终遗嘱，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西省共青垦殖场——这是他生前倾注了不少心血和充满感情的地方。 这年5月胡德平，在万众悲悼的气氛中，离京南下，到共青城落实父亲的骨灰安葬事宜。以遂父亲临终遗愿。

1989年5月23日，胡德平在省委接待处张处长的陪同下，从南昌来到高安县统战部。他翻阅了星子华林胡姓家谱，得知星子华林胡氏最早是从高安华林迁去的。于是转道来到高安。他翻阅了《高安县志》，询问华林乡有哪些地方姓胡。1989年5月24日，胡德平与陪同人员一行5人，挤在一部小车里，胡德平透过车窗看着和风丽日下的田园风光，不时向同行人员询问一些有关当地的风土民情、经济物产问题。

胡德平的朴实随和、开朗健谈、好学不倦，在陪同人员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据易锦荣介绍，胡德平在高安的2天时间里，除了吃饭、休息，手里一直没离过书、没离过笔，尽可能了解当地的历史和现状。

《说不尽的红楼梦：曹雪芹在香山》

《百家讲坛：红楼梦六家谈》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改革放言录》

“从情感上让人觉得非常痛苦，非常痛惜他的逝世，但是从历史上来说没有一点遗憾，他活得值。”胡德平2013年4月18日在此间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若能将父亲胡耀邦的思想整理出来，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改革放言录》是胡德平继《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之后的又一部作品。他称该作品是“一个人历史言行的真实记录”，是对中国改革建言的真实心声。胡德平再次从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与全球化等方面为中国改革开放放言。

“政府面对改革应该下定决心，要有气魄。”胡德平强调，改革不能推辞，“如果一个政府启动了改革又没有担当，不推动、不与改革相始终，这是不负责任的，(虽然)现在一时看不到利益，过了难关之后，胜利是全民的，也是对世界的”。

他认为，当前如何保证生活必需品的质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软肋，水、电、环境气候、教育、医疗、住宅等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必需品。“国有及全民所有制企业应该挑重担，为全社会提供价廉物美的生活必需品。”

针对一些媒体从不同角度解读“中国梦”的现象，胡德平认为国人对“中国梦”可以有自己的理解，“无需别人指指点点，画个框框。你好就国家好，你富就国家富。”

胡德平说，悼念胡耀邦的方式有很多，“如果将其思想整理出来，看看他什么地方为人民说了话，什么地方做的还不够，在一个党的集体领导中他起了什么好的作用、又有什么不足，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胡耀邦对胡德平的言传身教，影响深远。胡德平说，胡耀邦对他的最大影响是“教导我们要诚实，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唯唯诺诺。”胡德平回忆道，1975年，传出要批判《水浒》。而父亲在《一百二十回水浒》的第一页上，写上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中的一段话--“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并将这本书送给胡德平。

当有记者问及胡德平年轻时的经历时，胡德平说，自己参加的第一次游行，是1967年“二月逆流”，当时自己正在读北大。因为同学们很激昂，他也不敢违背这个潮流。他坦言，“文革”开始时，也是真心实意拥护的，也走过了从狂热、盲目、彷徨、犹豫到思考、分析的过程。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那时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他参加了“四·五游行”，悼念周总理。

胡德平：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它的治国理念是高积累低消费剥夺农民，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是高度竞争，胡耀邦既不想走苏联和东欧的老路，也不想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用金融变化的手段来剥夺老百姓。他讲的还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式社会主义。

胡耀邦认为，中国要走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发展的道路，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富民，既要抓生产，又要提倡消费，但消费不同于浪费，经济发展不能通过第一部类推动第二部类，而应该用第二部类推动第一部类最终达至共同发展。在当时，他把拉动内需、重视消费同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联系了起来。另外，他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获得自由，他提到了言论自由，提到了法治。

胡德平：胡耀邦说，法律要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保护谁的。他说，私权在通常时期都是不能被侵犯的。胡耀邦尊重宪法，他对严打，对从速从重处理，没有正面讲过，他常讲的是综合治理。我觉得他综合治理这句话，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在打击之外还得教育，对年轻人尤其如此，要防范，要给出路，都包括在这里面了。

谈土地纠纷：农村集体土地不等于国有

胡德平在讲座及访谈中都谈到，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们国家的土地，一类是全民所有；另一类是集体所有。在改革开放初期，明确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土地的农民有使用权。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后，对土地性质仍然认识不清。当前发生很多土地纠纷，群体性事件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国务院要求各地对土地进行确权，这个很对。

胡德平：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他很积极，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打破组织枷锁嘛。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人们稍有越轨的，稍有和当时政策不符的，稍有一些独立思考的，就可能被打成右派。组织枷锁一旦套到你的身上，它会时刻提醒你，你是个犯了错误的人，你是个右派，在这个组织里，你的政治生命被宣告结束了。毫无疑问，胡耀邦对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赞成的，对企业里的承包也是赞成的，在承包中，他对工人的作用是肯定的。他常说，要对劳动者公平一点，奖励多一点，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他对鞭打快牛、涸泽而渔反感透了。

胡德平：他喜欢有创造精神的人，他喜欢用的词语是“反弹琵琶”，不要按常规的来，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胡耀邦看《三国演义》，他很早就对我讲，魏延给诸葛亮的一个建议是，咱别老是出岐山了，走子午谷好，这样可直捣长安。魏国灭掉蜀国走的也是阴平小道啊。胡耀邦说，魏延的军事思想真是值得研究啊，他的思路比诸葛亮的还好。胡耀邦对广东人民，对项南，对任仲夷，对辽宁的郭峰等人念念不忘。当时郭峰支持搞大棚，带动大家经商，在全国搞得比较早。胡耀邦对这些敢闯敢试的人都很支持很欣赏，而且他号召我们这些子女也要这个样子。

胡德平说，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在所有权上是平等的。但是，很多人已经忘掉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一些干部认为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是国家的。一个博士生导师和他就此问题辩论说，农村个人使用的土地就是集体的土地，集体的土地就是国家的土地。“国家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这么想，那么农民的利益就会被损害。”“全民所有制的利润应该拿一部分用在社保、教育；而集体所有制，我们一直都很空，结果空得大家都不相信这是集体所有的了、谁想占就占。”胡德平认为，土地不是按照国家、集体利益来处理，那剥夺的是农民生产对象的问题，这不是用多少钱来算的。胡耀邦生前就很重视土地问题，说不能让农民没有生产对象啊。

谈深圳：希望多出华为这样的企业

胡耀邦在1983年视察深圳时题词写下“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表示对深圳特区的支持。胡德平说，当前，深圳在高新技术、绿色产品、新能源、IT产业方面发展很好，这一势头应该保持。希望深圳能够多出华为这样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