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制度反腐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长期潜心于党建、制度反腐等领域的研究。

李永忠从军队纪委到地方纪委，从县纪委、市纪委到中纪委，再到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几十年的纪检监察工作经历，使李永忠熟稔我国反腐败形势，成为制度建党、制度反腐的专家。他认为，未来反腐败工作的突破口则在权力结构的改革上。

 

1986年，李永忠撰写了《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一文。他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既要重视革命时期的老“三大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更要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但由于观点过于超前，没有一家报刊可以登。1994年，李永忠被调到中纪委工作，他又把那篇文章寄给了《人民日报》，但最终只是刊载在内刊《理论参考》上。2007年十七大形成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并列关系。领导层对制度反腐的重视达到李永忠预见的高度，反腐败战略“顶层设计”长期滞后的状况终于有望改变。

2011年年底，李永忠撰文提出反腐败“宽以惩前”的策略，提出应对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并如数退赃的官员不追究责任，以此来解决“腐败呆账”的问题。2012年11月，他《人民论坛》上撰文，再次提出“以特赦化解腐败呆账”的思路，建议对贪官进行有条件特赦。李永忠说，这一建议来源于香港的经验：1974年2月，“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香港回归后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编者注)成立，廉政风暴席卷香江。当时香港警界非常腐败，许多警察因此被判入狱。1977年10月，部分香港警察上街游行，后又冲进廉政公署总部大打出手。为此，时任港督麦理浩发布紧急特赦令，宣布除重罪及已展开调查的案件外，对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贪污罪行不予追究，由此减少了改革阻力，香港由贪腐严重的地区一跃成为亚洲廉政的模范生。

2013年11月，李永忠提出中央“八项规定”是新时期的“徙木立信”。

2014年1月，李永忠提出制度反腐三要点：制度反腐之一：“三管两让一入笼”即“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根本之策” 。制度反腐之二：“一改二体三权”即一是改革纪检体制；二是构建权力运行体系和惩防腐败体系“两大体系”；三是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三大权力。制度反腐之三：“一同二主三化”即一是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二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三是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

密切联系群众本来是我们“打天下”时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但是，现状是本来密切联系群众是常态，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却变成了罕见；密切联系群众的必然性，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就变成了偶然性。于是，当干群关系割裂，一些地方就出现了越级上访、群体上访，甚至出现群体事件。

上面机关的干部要经常下基层去了解下面的情况。过去的那种走马观花或者跑马观花的调研，通常是被下面的同志引导着看比较光鲜的东西，看不到问题的实质所在，上面的决策也就偏离了下面的实际情况，因此，“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们的决策必须通过深入调研为依据。

上级领导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村不扰民，县不扰官”，上级下基层调研可以做如此之想，但是下属和下官，则不敢不请示并问安！很多地方和单位都形成了一种惯例，如果上级来了，你不马上报告，就是失职，将来可能被问责，甚至乌纱难保。所以，下属不敢不请示问安，成了一个潜规则。即使你是更大的领导，到村委会、村支部，或者给乡党委书记打了招呼，不准他给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报告。但实际上，他也必报无疑。因为“县官不如现管”！

老百姓就说，“领导喜欢的提拔到领导身边，百姓拥护的留在了百姓中间”。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已经出现这样几个转变，一是从招录“三门干部”到使用身边干部；二是从使用身边干部到提拔贴身干部，三是从提拔贴身干部到重用心腹干部（哪些人的人身依附性越强，就越容易受到领导的信任，如果你的人身依附性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就很难被重用为心腹）；四是从重用心腹干部到破格重用隐私干部。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谁掌握了上级领导的隐私，并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就有可能成为领导最信任的心腹干部，就有可能被一些领导干部所破格重用。如李真之于程维高，就是一个突出典型。这就使在“架天线”和“接地气”的导向上，引起不少干部的猜疑、意见和情绪。必须承认，我们在用人导向上是有问题的。没有一个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所以尽管也在逐步扩大推荐的范围，但是，这仍然是推荐选拔的方式，而不是直接选举的办法！当然，这种情况也在改变，一些试点单位的效果也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