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黄埔班特聘老师冯仑，1959年出生于陕西西安。现任万通地产董事长，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轮值主席，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获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央党校法学硕士、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学位。

　　冯仑老师为北大黄埔班三期同学讲解了《房地产企业战略转型的思考与对策》等内容，得到学员的认可与尊重。

 

——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

　　中国整体的商业环境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对商业伦理的关注。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不管是水、药、饮料、互联网等，实际上都是公众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表现出的一些特殊的关切。

　　问题的产生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对于产品质量的忽略，以及极少数企业在道德方面的失察和失误，乃至于违法犯罪的行为造成的；二是来自社会进一步的开放发展，以及媒体和消费者对产品标准的不断提高而造成的。当媒体和消费者在全球化时代使用全球化标准来看今天中国的很多产品，就出现了问题。

　　但我要强调的是：第一，我们不能够简单地对现在所有的食品、商品问题进行道德批评，应看到它是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由于我们的标准在提高，我们才发现问题在扩大。而这个标准的提高，恰好说明社会在进步，是进步带来的阶段性不愉快。不应该由这个不愉快出发来过分地责备现在企业的商业道德和伦理问题，而使关注点离开了社会进步这样一个根本方向。

　　第二个要强调的就是，这种矛盾将永远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只要社会不断地进步开放，人类对生活、生命、环境的要求就会提高到更高的标准。即使在西方，同样有个别企业的产品也会遇到这样一种道德和技术上的挑战。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现在，的确有少数企业的行为催生了所谓的“恶之花”。但是中国又有中国特殊的情况，目前由于社会发展和转型太快，包括经济、社会、观念、行为模式、消费模式转型等，我们的法律、食品的标准、产品的规范要求等，相对于商业竞争、产品竞争和企业进步来说有滞后性。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检疫的标准，食品、药品的标准可能都是一二十年前的，但是企业由于竞争的压力，它们有自己的研发，有些产品反而走到了政府标准前面。但即使这样，企业也面临着法治环境对它的要求。就像蒙牛引进的高端产品特仑苏，按照蒙牛目前提供的资料和说明是高于普通标准的。但我们的检测检疫标准可能是十几年前制订的，这就容易引起社会上的误解和信用上的挑战。

　　但还有少数企业是不属于这种情况的。它们是为了竞争，为了能够在产品销售方面制造一些噱头，通过成本上的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完全从商业利益角度出发，使企业在产品质量、食品安全、药品安全方面，把人的生命和客户的健康放在了第二位，而把自己的利润和资产快速增长放在了第一位。这样一个顺序的颠倒，实际上是企业价值观的颠倒。

这种根本性的价值观颠倒，会导致我们谈到的“恶之花”的盛开，也就是说会使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特别是关乎社会稳定，也关乎人的生命健康和下一代成长的药品、食品行业，这种价值观顺序的颠倒将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在这些行业（药品、食品行业）里面，就要特别特别关注价值观的正确性和商业伦理的合理建设，以及正确的引导和一些特别的约束。也就是说，在这些行业里，要比别的行业更加关注生命、环境、社会公众利益，而应把资产和利润的增长放在第二位，首先应满足公众健康、社会良心、道德完善以及人的生命延续和代际传承的需求，这些东西更重要。

　　还有一种情况，少数企业进行不正当竞争导致企业在产品质量方面出现问题。最近出现了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上海一栋楼整体倒塌。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如果这栋楼里住满了人，那几乎所有人在这次倒塌当中都会丧命，比地震的伤亡还要严重。

　　马云有一句话，叫做“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我非常地赞同。企业的价值观和合理的商业伦理，应该把客户的生命价值放在第一位，而把股东价值、公司利润放在第二位。

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几乎看不到股东，你只能看到CEO。CEO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实际上是强调他们管理团队利益的最大化。而管理团队的利益最大化，都是短期利益最大化，短期利益最大化实际上都在牺牲客户的利益，而牺牲客户的利益，最终也使股东的利益不复存在。在竞争过程中一定会忽略客户的价值，也会忽略社会的道德要求，最终使这个企业不复存在。

　　比如雷曼。雷曼一直是家族控制、CEO管理，完全站在企业和管理层的角度来运营，创造了很多高杠杆的金融衍生工具，而不顾客户的感受和最后的风险，从而导致了一场自己身陷其中也让世界深陷其中的金融危机，百年基业毁于一旦。

　　在欧洲是相反的情况，欧洲非常多的是家族公司，很多公司存在达数百年时间。它们的治理结构中，股东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就是家族荣誉第一，也就是生命安全第一，终极目标就是客户安全第一和服务质量第一、社会道德第一。这样的治理结构，反而让股东利益和客户利益以及社会道德变成了一致性的追求。

　　对于中国企业的未来，我想社会转型的完成还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至少还要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工商文明、商业伦理才能够逐步趋于完善和稳定，才有合理的社会体制结构。那么在这一二十年当中表现出来的媒体、客户、社会、企业、公众的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和感受到的一些浮躁以及怨恨、矛盾、冲突，都将大量存在，也是极其正常的。

　　这个阶段就相当于一个人的青春期，不像大人也不像小孩，你要把她逼回到小孩阶段去，这个人就废了，但是你耐心地等待她、引导她、教育她，她就变成了大人，就有希望担当重任。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她脸上可能会长很多青春痘，看上去并不好看，但是你会发现女大十八变，慢慢地她就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人了。

　　中国目前的社会就处于这样一个状况。对于社会变革来说，30年是非常短暂的。中国社会建立起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正处于青春期，所以我们脸上的疙瘩、痘痘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包括在产品质量、工商文明、企业伦理道德上。这种过程我们必须要忍受，必须要期待，也一定要相信，我们能够看见“亭亭玉立”的市场经济，看见一个朝气蓬勃的市场经济，一个完美健康的市场经济。它就在我们面前并不遥远。

　　最后，谈到如何达到商业理性，我觉得有三点最重要：第一是公司治理结构。一个有股东的治理结构和虚拟的没股东的治理结构，理性程度是很不一样的。第二是公司价值观。百年老店大多来源于创始人一开始建立在一个良好正确的价值观上，也就是客户生命第一、社会道德第一。第三是舆论和公众的监督。没有媒体的监督、没有法治的约束、没有客户的投诉，企业进步就会放慢，进步的脚步和方向就会不准。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才会使商业伦理不断提升，商业理性才能够逐步地建立和强大起来。